尼采诞辰 ｜“哲学”的主要任务——如何发现我们的最高潜能？
对尼采来说，19世纪在两项发展的冲击下蹒跚前行：大众民主和无神论。对于这两种挑战，尼采制定了一些极好的、实际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时代也可以从他的方案里学到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
1844年，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出生于德国东部的一个安静的小村庄，在那里，他的世代祖先都是牧师。他在中学和大学都表现得很出色；他的古希腊语课（在当时这是很有分量的课）成绩非常好，也因此年仅二十多岁的他被聘为巴塞尔大学的教授。
但是他的办公室生涯并不顺畅。他极其厌恶同他共事的学者，因此辞职去了瑞士和意大利。在那里，他生活低调，经常形单影只。尼采接二连三地向女人求爱却遭到她们拒绝，因此而郁郁寡欢（“我太缺乏自信了”）。他同他的家人相处得并不愉快（“我不喜欢我母亲，而且甚至我听到我妹妹的声音都觉得很痛苦”），他的孤僻之处表现在他留起了长长的八字胡、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在乡间散步。有很多年，他的书几乎没有销量。四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从此再也没有恢复，直至十一年后他去世。
尼采相信，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教给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本该成为的人”，换句话说，是教给我们如何发现我们的最高潜能并忠诚于它。
为此目的，他开辟了四条有益的思路：
坦白承认嫉妒之心
尼采认识到，嫉妒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通常接受的教导是，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嫉妒之心而感到羞耻。它们似乎代表了邪恶。因此，我们对自身和他人都隐藏起了我们的嫉妒之心，以至于有时有人会带着无比的真诚说他们不嫉妒任何人。
尼采坚持认为，从逻辑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现代世界中（他把现代世界定义为法国大革命后的世界）。在尼采看来，大众民主和旧的封建贵族时代的终结，为嫉妒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每个人都被鼓励去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封建时代，奴隶永远不会嫉妒主人。但现在，每个人都把自己同其他人相比，因而产生了焦躁不安的心理：有野心而又没能力。
然而，尼采始终认为，嫉妒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嫉妒。能够从嫉妒中学到东西才称得上伟大。尼采把嫉妒看作是我们更深层次的自我发出的使人混乱的但重要的信号，它揭示出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任何使我们产生嫉妒的事物都是我们真实的内在的一个碎片，否认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我们应该学着用论证的态度来研究嫉妒，把嫉妒的时刻记下来，然后仔细查看这些事件，识别出未来的、更好的自我的样态。
如若不然，我们不愿承认的嫉妒将会释放出尼采所说的“硫磺的气味”。没有得到正确处理的嫉妒就会转变为怨恨。尼采并不是让我们相信我们总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他的生活经历早已告诉他不是这样）。他只是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真实的内心，勇于为嫉妒正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坦诚地缅怀失败。
不要当基督徒
在某些方面，尼采对基督教的看法很极端：“我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巨大的诅咒，本质上就是堕落的……整个《新约全书》里，只有一个人值得尊敬：彼拉多，那个罗马总督。”
尼采这么说其实有点儿哗众取宠，但他的真实目的更深刻、更有趣：他厌恶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教人们隐藏嫉妒。
按照尼采的解释，基督教的思想产生于罗马帝国晚期胆小的奴隶的脑子里，这些奴隶没有勇气去争取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或者承认他们失败了），因此不得不依靠一种哲学思想来美化他们的懦弱。那时候的基督徒曾希望享有成就感的实在要素（地位、性、智力高超、创造性），但是却没有能力获得这些。因此，他们制定了一条虚伪的信条，即谴责他们想要却没能力得到的东西——赞美他们不想要却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所以，在基督教的价值体系里，“无性欲”就是“纯洁”，“软弱”成了“善良”，对憎恨的人的屈服是“顺从”，而且，用尼采的话来说，“没能力报复”转变为了“宽恕”。
归根结蒂，基督教为逆来顺受找了一个巨大的借口，也是个使人生潜力无从发挥的机制。
永远不要饮酒
尼采自己只喝水——偶尔特殊的情况下，也喝牛奶。他认为我们应该像他这样做。他不是在发表一个小小的、怪癖的饮食观点。这一理念属于他的哲学的核心部分，就像他所声明的那样：“欧洲文明中有两大毒品：基督教和酒精。”
他憎恨酒精的原因同他蔑视基督教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两者都麻痹疼痛，并且让我们觉得一切都很好，榨干了我们改变现状而追求更好生活的意志。有些饮酒者在打开酒瓶时会获得瞬时的满足感，他们把打开酒瓶看作是改善生活的必要步骤，而这一想法是致命的。并不是说尼采提倡忍受痛苦。而是因为他认识到，不幸的——但重要的——事实就是：成长和成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痛苦：“如果快乐和悲痛紧密相连，任何人想要多少快乐或痛苦就必须接受同等量的痛苦或快乐，你会怎么办？你可以做一个选择：要么要尽量少的悲痛，简言之就是没有痛苦；要么就要大量的快乐和幸福，代价是要忍受同等量的痛苦。
尼采的思想重新定义了痛苦的意义。如果我们正遇到困难，那并不是失败的标志，它可能正好证明了我们做的工作是高尚的、艰辛的。
“上帝死了”
尼采的关于上帝死了的惊人断言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庆祝宣言，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尽管尼采对基督教持保留意见，他却并不认为信仰的终结是件值得庆贺的事。
他知道，宗教信仰是错误的；但他也看到在有些方面宗教对社会的健康运行十分有利。放弃宗教则意味着人们将会去寻找新的可以提供给他们指导、安慰、伦理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方法。这会很棘手，尼采预言说。
尼采提议说宗教留下的空白理想上应该由文化（哲学，艺术，音乐，文学）来填充：文化应该代替圣经。
然而，尼采十分怀疑他那个时代处理文化的方式。他认为大学正在杀死人文学科，正在把它们变成枯燥的学术练习，而不是把它们应用在它们本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指导生活。他尤为推崇希腊人对待悲剧的方式，希腊人以一种实际的、治疗的方式来处理悲剧，他们把悲剧用于感情净化和道德教育——希望他那个时代也有同样的志气与抱负。
他指责大学和博物馆文化没有承担起指导生活、给予道德教育的文化职能，而恰恰这个时候上帝之死又使得大学和文化机构的这些职能越发重要。
他呼吁改革，通过改革人们——刚刚意识到由于信仰结束而导致的危机——将会利用文化的智慧和治愈功能来填补宗教缺失造成的空白。
结论
尼采认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不同的心理挑战，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识别出并帮助解决这些挑战。
对尼采来说，19世纪在两项发展的冲击下蹒跚前行：大众民主和无神论。前者所带来的威胁是会释放大量的未经处理的嫉妒和恶毒的憎恨，后者带来的威胁是会使人们失去引导或道德。
对于这两种挑战，尼采制定了一些极好的、实际的解决方案——从他的方案里我们的时代可以学到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就如同他所深切希望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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